《盛氏微言》序言
2017-02-20 21:35: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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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看到盛大林的这本时评文选《盛氏微言》,我的第一反应是,联想到近代启蒙思想家郑观应(1842─1921)的名著《盛世危言》。郑著初版于光绪十九年(1893年)。那个年代天朝体制虽然早已在列强攻击下露出百孔千疮末世景象,欲进言者还得顾及天朝自信美称“盛世”,而先自贬为“危言(耸听)”。郑以洋行买办(外资企业经管人员)身分与经历学通中西,著书宣称“首为(中国与列强进行)商战鼓与呼”,而内容包括建设现代国家和解决当下危难的所有问题,明确提出仿照西方国家,设立议院,实行君主立宪,指出国弱民穷根源乃在于专制政治。光绪二十一年(中日甲午之战次年),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将《盛世危言》五卷本推荐给光绪皇帝,正思变法图强的皇上批示印制二千部,分发给高级干部参阅;国内各书坊立即盗版翻刻十余万部,学林士子争相传阅,此书的影响不可谓不大。

“七尺身躯大丈夫,百年世事竞如何”?整整120年过去了,郑观应所谈到的“商战商务”基本上已经实现,经历了二战后的非殖民化浪潮和经济全球化,“中国制造”的产品不用炮舰开路已行销世界各国;但是,郑观应提出的“没有议院民主,如何凝聚亿万百姓之心为一心”,即民众的国家认同感问题,依然没有得到解决,以致今日执政者认为还有必要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,以致在网络上“五毛”与“汉奸”的对骂日甚一日,以致近年有论者在纪念郑观应的文章中说“盛世一日不到来,危言一日不过时。”

然而,盛大林氏只有“微言”而已。这“微言”是“人微言轻”,还是“微言大义”,抑或兼而有之?我想,大林是不会有“人微言轻”叹息的,因为他是在进行公民表达,是在对大众说话,从未将自己定位于上奏折的谏官,更没想做胡鞍钢那样的“国师”。

     关于大林的写作经历和创作特点,文集附录的两篇记者专访、一篇编辑友人的特写有生动的呈现;而作为一位活跃的公知,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刘锐的论文《网络意见领袖在突发公共事件舆论中的作用——以盛大林为例》(节选),则有令人信服的专业分析,他们的描述与概括我基本上都赞同,这里就不多重复了。

我俩共同的朋友陈雯女士说,作为(贵阳晚报及日报)“言路”编辑,与盛大林的交往,见证了大林从一个杂文家到时评家,从纸媒活跃时评家到网络“意见领袖”、名博博主到现在的电视、电台评论员的全过程。我写杂文比大林早,写时评可以说是同时起步,如今他在新媒体、全媒体上很活跃则是我所不及的。这不是因为我们思想上有什么代沟,而是出于自然规律,他年轻,精力旺盛,思维活跃,可以一日一篇“围观”和评点诸多公共事件,又英俊上镜适合在电视上发言。

大林说,“我认为就像王国维的‘三境界’论一样,新闻评论也有三种境界,第一种是代言人,第二种是启蒙者,第三种是思想家。”我不知他这是不是夫人自道其追求。据我对他的了解,又将心比心,我觉得我俩更相似的是,鬼使神差,不期而然地以写杂文和时评为职业为爱好,一是出于好辩的天性,二是出于公民的社会责任感。在生活中我们都是比较温和谦让的,不喜欢出风头,更不与人争锋,但读报读文章正如大林对记者所说,“每次看到有人胡说八道或者强词夺理而没有人驳斥,我就着急……”,“没有人驳斥,就会有很多人以为他说的有理呀,这是我难以容忍的!”除了稿费是收入的一个来源,“自己坚持写评论,表达的欲望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”。

老实说,写了这么多年,不可能没有无力感和疲倦感。自我重复,没有成就感,没有稿费日子也过得下去,靠什么坚持写作?这是大林与我们这些写作者共同面临的问题。

大林说2005年的时候,他一度中断了写作,“觉得自己写不下去了”,准备金盆洗手。幸而有网络,当他尝试网络博客写作,表达自由度的增加,又激活了他的写作热情。但是说到底,“我的表达欲在更深层次上的因素,可能还是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。”——我认同大林这个判断,因为网络表达自由度虽然比传统媒体高,但你高别人也高,言论市场竞争只会更激烈,思想表达的多元仍然有是非高下,有更多的话题让你觉得当仁不地要参与,要辩上一辩,表达自以为是(独具只眼)的是非观。在这个辩论过程中又逼着自己读书思考,将直觉变成条分缕析。大林之所以能大大拓宽自己写作的路子,成为一个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教育等各方面无所不谈的综合型评论员,我相信他这句自白是关键:“表达的渴望是力量之源”。

对于评论作者要有独立品格,即不屈从于权力,不依附于资本,也不从众不媚俗,不独是盛大林一人之见(虽然许多人只是标榜),而大林意识中的独立品格还包括独立于一己之私,即具有超越性。你看,“记者(问):上面您讲的是对是非、人心的评价标准。但位置不同,是非也就不同。您的位置是?”记者讲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普遍认同的所谓“屁股决定脑袋”论。“盛大林(答):我从来是先有是非,再有立场。”好一个先有是非,再有立场!一是指不“站队”,不搞党同伐异,二就是从公是公非出发,表达理性判断、应然状态,而不是利益取舍。事实上,中外历史上有许多仁者贤者智者,发言与行事,并不符合他们所属的阶级和集团的利益,甚至与个人得失正相反。

认识到自己对于我们所处社会转型时代的责任,时评人不能轻言放弃,尽管“我们是思想的‘二传手’,极少有原创思想,但这也是有价值的。”大林说“时评的价值主要是思想启蒙,普及常识,这也是时评人最重要的使命。”对此,我极表认同。200多年前,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雄托马斯·潘恩在《常识》小册子中写道:“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产生的(人要合群才能生存与发展——鄢注),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产生的(制止人性中的贪欲与争夺需要有公共治理——鄢注)。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,可政府即使是在它最好的情况下,也不过是一种免不了的祸害(需要人们让渡自己的部分自由,授权政府来管理大家——鄢注),而在其最坏时,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。……只有制度才能弥补人们德性方面的天生缺陷。”这样的“常识”,在中国还远没有成为常识,需要我们借助对层出不穷的新闻事例的评析和讨论来建立。

至于大林作为无所不谈的“综合性评论员”的写作特色,这里就不用多费笔墨了,只要看看目录就一目了然。他的话题涉及的领域是那么宽广,但几乎每篇文章都有他独到的发现,这只要一读标题就可有“是吗”的阅读欲望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6/5/4 于广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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